/聚焦Spotlight/
特殊教育：看见他们的一样与不一样
HearingLoss
SilentWorld
进入无声世界
图图是北师大木铎手语社的成员之一。通常，社团志愿群里会有人定期发布通告，通知星期几听障学校有课程需要志愿者，想参加的可以在群里报名，多的时候，一次志愿活动会有7-8个志愿者，少的时候，可能去做志愿的只有1个人。
她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去那所特殊教育学校时的情景：她和同期做志愿的同学从北师大出发坐公交车，下车后步行一会儿，加起来只要十多分钟就能到。快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保安迎过来，知道她们是高校的志愿者，非常热情地把门打开。她们中有人经常来做志愿，熟门熟路地在前面走，把志愿者们往教学楼里带。楼道有点暗，上到二三层的时候，她们开始听到小孩跑来跑去的声音、老师们偶尔交谈的声音。除此之外，教学楼称得上比较安静——在那里上课的学生都是听障儿童。
她们进到一间多媒体教室。那节课是折纸课，要发放的材料并不多，准备好了以后，几个志愿者就坐在教室座位上等学生过来——她们带的兴趣课被划分在学生们的课外活动时间里。进教室的学生差不多有30人，很明显能够分辨出不同年级的孩子，“年纪大一点的，像六年级的小孩就比较成熟了，但是那些一二年级的小孩确实比较闹，要领着他们去找座位坐好，他们中途还可能坐不住要上厕所，也要带着他们出去，再领回来。”
但真正上起课来其实也并不是很难。学生们很快静下心来折纸，志愿者们会告诉学生哪些工具应该怎么用，也不规定最终的图案和形状，任凭他们发挥。学生们的创意都不错，图图拍了很多最终成品的照片留起来。
图图是教育学专业的学生。某种程度上，她的志愿经历加深了她对“教育”两个字的理解。“你在跟小孩接触之后，你才能感受到教育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东西，你在传承的又是什么东西。你跟他之间形成的那种亲密关系，我觉得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
这种对教育的信念同样支撑着长欣。她十六岁的时候上中专，要选专业，志愿表上“特殊教育”这几个字击中了她，她后来用“热血沸腾”来形容当时的感觉——“我记得那个情景，我就是心里特别激动，觉得这个一定就是我要选的专业。”年，她从学校毕业，和另外三个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了北京。
聋校的校长把她带到了学校，学校在胡同里面，最早是个四合院，后来改成了楼房。去学校报到的时候是九月份，那天是个晴天，她还记得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在胡同里的样子。最早那会儿她教小学语文，一直想着自己第一节课要怎么上，但等那节课真正到来的时候，直到上课铃响，她才想起来该她上课，赶紧抱着教材跑进教室，一路跑一路紧张，关上教室门的瞬间，她把自己调整好，开始讲课。
站上讲台的那一刻起，她正式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老师。以这个身份，她在这所学校度过了27年，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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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有声世界的附庸
同样身为志愿者的多多在学手语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左右手的配合对她来说有点难以想象：“我的左右手是不通的，一旦打快了，脑子和手都跟不上，完全反应不过来。”至今，她对手语的理解还停留在浅尝辄止的程度。
在做志愿的时候，学生们相互交流，手语打得飞快，志愿者其实不太能看懂。这一方面是因为志愿者学习和练习手语有限，另一方面是因为听障群体内部打的自然手语和他们学习的手语还有很大区别：对于听障群体来说，手语可以算是“母语”，外来人要学习这种语言，当然一开始不如他们用得地道。
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在交流中使用简单的指示手势：要用到某个工具，就指一指；要教怎么操作，可以直接上手。有时候她们也会选择写字，但是因为有些学生还处在低年级，复杂的字他们可能并不认识，最后还是需要比划给学生看。也有学生会佩戴助听器，她们可以用说的方式进行辅助。
图图的手语相对熟练一点，她曾经尝试和家里一位聋人亲戚用手语交流。但结果是，两个人谁也看不懂谁的，最后还是放弃手语，改用文字。
这种问题长欣也遇到过，有一次讨论到某个问题，一个学生打的手语没有人——包括长欣自己和周围同学——能完全理解。“其实就是他可能创造了自己的表达方式，跟我们通用的不太一样。”
手语之间出现地域差异、使用习惯差异是很正常的事情。大多数时候，听障群体内部的手语交流不会出现太大阻碍，即使他们用的不是一套手语体系，也能大概明白对方的意思。有些人用“扁嘴巴”表示鸭子，也有些人用“走路摇摆”表示鸭子，只要双方对所指事物存在共识，就可以达成一致。
但是，在听障群体之外，不管是志愿者还是特殊教育老师，摆在面前的最大问题仍然是交流。
到听障学校的志愿者们都经过了简单的培训——怎样和学生交流、需要交代的注意事项（比如不要让学生把玩剪刀），以及最重要的：手语。手语社有定期培训，由培训部的成员组织学习简单的手语。不过，手语社内能够熟练使用手语的人仍然是少数，大部分同学能够看懂简单的常用词，记下来几首手语歌的打法。在培训部，手语属于“代代传承”，一直都是由师兄师姐教给新社员，这个部门内的成员对于手语也比一般社员要熟练。
一般来说，培训会批八十人左右的中等大小的教室，学期初刚刚招完新的时候，对手语感兴趣的人可以坐满整个教室。每星期，负责手语培训的同学会教大家一首歌，把每句歌词拆分，以词为单位翻译成手语。前段时间，他们把北师大版的《想见你》翻译成了手语，副歌的第一句“想见你只想见你/木铎声里”被拆成了“想念”“木”“钟”“声音”四个词，然后连缀起来。手语歌也是社团的保留项目，招新、汇演等场合都适用。建社13周年，手语社和北京另外十个高校举行了联谊活动，期间几个学校的手语社分别表演了不同的手语歌曲。
看了手语社翻译的《想见你》之后，长欣根据自己的经验给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同样是副歌第一句，她认为“木”的手势最好去掉，句子要突出“我想你”。在这首手语歌文档中，她给原稿件删除手势词、替换表达顺序，几乎每句话都有修改，“手语不是这样打的”、“听障群体可能不会接受这种打法”是她写在文档里非常重要的修改原因。
手语社的这版手语翻译确实不是非常准确。目前在北师大特殊教育研究所任职的郑璇指出了这首手语歌的问题：手语是一门语言，绝对不附属于有声语言，其内部存在完整的语法结构，因此，汉语和手语的翻译并非简单地把汉语的关键词抠出来一个一个改成手势动作，这就好像中文和外文互译，仅仅对词是完全不够的。“如果制作教程的话，最好用视频呈现，因为手语是立体多维的，很难落实到纸上用图表示出来。”
立体多维正是手语的迷人之处。3月4日，邰丽华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开幕会上，用手语“演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这个视频中，邰丽华的表达并不限于手势：她会调动整个身体去展示一句话、一个词，甚至每一句话的表情也是理解手语的重要因素。在“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一句，她两只手迅速从喉咙处向左右散开，是一种爆发的状态，像是把声音从喉咙里面掏出来。而到三个“起来”的时候，又是坚定的双手上举的动作。即使对手语不太了解，看了她的演绎之后，也会直观地感受到表演者所带有的情绪，就手语歌的传播来说，其实就成功了一半。
她的演绎也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家通用手语方案》的一次公开的实施。该方案于今年3月1日颁布，也是整个手语规范化的进程的重要一环。在我国，手语的规范工作自建国就在进行，直到今天还在不断完善。年时，中国盲人聋人协会就整理修订了《聋人通用手语草图》；年，中国残联编辑出版了《中华手语》；到年，《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作为语言文字规范发布。郑璇也提到了自己出过的一本《手语基础教程》，其中有对手语语法的一些介绍。这本书出版于年，被国内很多高校选作教学用书。
现在，长欣一般用手机版《国家通用手语词典》查询手语，这部词典由华夏出版社出版，要使用电子版本必须购买。红色的界面上，搜索框提示可以根据“字词/拼音/笔画数”查询，结果则由词语本身、汉语拼音、图解、文字介绍和视频组成。
ParallelPaths
手语，还是口语？
但是，尽管手语作为一门语言已经逐渐获得承认，一线学校的手语教学却并没有相应地跟上来。在长欣所在的学校，直到年，手语课才正式被列入校本课程。而郑璇说，“据我所知，这所学校（长欣所在的学校）可能是目前国内唯一设立手语课程的学校。”
长欣坦承自己称不上“系统地学习过手语”，“手语（规范）走了多少弯路，我就走了多少弯路。”上中专时她学过一些手语，课程开了一学期。但那个时候，手语还没有被认定为一门语言，上课也只是教一些“手势词”，她作为听人，对手语的感受并不是很深刻，日常生活也用不到。入职之后，真正需要用手语和学生沟通时，她发现学校里学的远远不够用，只好自己摸索怎么教学生。一开始她用的方法是标词，但这个方法后来被证明有不少问题，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手语的内在逻辑无法被展示出来。
然而，尽管手语的逻辑、语法被反复提及，目前国内却并没有有关手语语法的专门教材，学界对于手语语法的标准仍然有争论，无法统一。老师们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和教学经验来向学生教授手语。长欣所在的学校用绘本的形式为低年级学生教授手语：“孩子们的思维都是形象思维，学抽象语言和概念其实是有困难的，绘本讲故事的形式的话，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像普通学校教授语言一样，长欣在涉及语法教学的时候也会选择教句子，用句子帮学生理解。
在一些特殊学校，手语教学似乎被忽视了。手语被认为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并不构成一个选择，因为手语太特殊了。大部分家长希望让孩子佩戴助听器，学会说汉语口语，尽量跟普校的学生一起上课。
郑璇小时候就是这样，她两岁半失聪，父母给她买了助听器，用外界声音刺激和日复一日的训练来帮助她理解口语，把她送进普校念书。后来她修读中文专业，又根据语言学知识进一步自我训练，口语水平已经和常人无异。
但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像郑璇一样。长欣见过很多从普校回来上特殊学校的孩子，在她所在的小学部，越是高年级的孩子越有可能重新返回特殊学校，跟与他们一样的孩子一起学习，大部分时候，原因是“压力太大”。“我们信息的接收很依赖听觉。”长欣解释道，“如果孩子的听力缺失，就必须靠大量的信息灌入来弥补这个问题。”普校是很难满足这一点的，听觉障碍是“隐形的”，很多时候会被老师和同学忽视。
长欣估计过本校和普校教学进度的差别，大约在一个年级左右，也就是说，这所特殊学校的六年级学生学到的东西，相当于普通学校的五年级学生。而从普校回来的学生，反应速度、理解能力一般也比特殊学校的同学要快。在特殊学校，老师上课必须慢慢讲、掰开了讲，一个绘本故事，讲整整一节课，是长欣的上课进度。
这个进度放在全国的听障学校中也是正常的。长欣所在的学校是全国特殊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图图后来做教育见习，也见过其他普通特殊学校的聋孩子，一个教室里只有两三个学生，多的有四个。那些孩子已经到了初高中阶段，面临考学或者找工作的压力，一节课下来，讲的内容可能只有普校平时上课五分钟，一个知识点的体量。即使这样，老师们讲得依然很困难。“尤其是像英语这种需要用到发音的课程，特别特别难，我当时在那个教室里坐着，感觉就挺不好受的。”
压力往往又从内心生出另外一层，变成无法排遣的孤独感。郑璇回忆自己从前不会手语、依靠助听器和读唇语，极力希望融入健听人世界，但无论如何努力和他们交流，那种与生俱来般的差异还是无法消弭。“就好像被丢到了听人的大海里，找不到同类人，太孤独了。”
听力的缺失还带来了一系列衍生问题。那些似乎属于“听人世界”的概念和词汇，往往不会被听障群体理解。比如，上小学的孩子，如果不经过针对性的训练，不会明白“你好”、“谢谢”、“对不起”这些礼貌用语应该用在什么地方。“他不懂得在什么场合应该说这些话，他脑子里没有这个概念的。”长欣说。通常，她会选择在学校尽量帮助孩子们，用绘本、教材去慢慢教“如何做一个礼貌的人”。
因此，对于听障学生，尤其是那些从普通学校回到特殊学校的孩子而言，手语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选择。
但这条路并不好走。在长欣所在的学校，任课老师不仅仅来源于特殊教育专业，也有一批专业是其他特定学科的老师。国内的大部分聋校都是这样，老师入职的时候也没有手语考核门槛，只会培训一段时间。这批老师是不懂得手语的，需要重新跟学生磨合，理解、学习、熟练手语，在与学生交流时困难重重。
另外，由于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戴上了助听器，选择去普校念书，聋校的招生规模已经出现了显著的萎缩趋势。这导致“很多聋教育从业者认为聋教育没前途了，想谋求转型，就完全与普校看齐，一刀切，不再进行手语教学。”
一刀切之后，有些学生掉进了缝隙之间。郑璇曾与一个多重障碍孩子的妈妈聊过天，那个孩子的听力很差，人工耳蜗没有效果，同时还有高度近视，普通学校是上不了的。然而，由于当地聋校声称已经实施了“口语教学”，校内根本没有会手语的老师，孩子最终被拒绝接收了。
如果这样，这个孩子能到哪里去呢？“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我们建议在生命早期就给孩子提供多样的语言选择，让他有机会接触到手语，一旦口语这条路走不通了还有手语那条。两者同时学习也是很不错的语言体验。”口语和手语，应该是并行的两条路。
LittleDifference
没有什么不一样
有些家长竭力让自己的孩子靠拢普通孩子，也有一些家长对自己的孩子期望并没有那么高，甚至可以说，因为孩子的听力障碍，他们有意无意地降低了对孩子的要求，对他们的教育也有所放松。长欣遇到过一些家长，他们对孩子的照顾仅仅是“吃和穿”，由于不会手语，无法和孩子有效交流，他们意识不到这个孩子需要更多的关爱，对孩子的成长期许也停留在了“健康平安”上，觉得这是因为他们的“听力障碍”，所以无法达到“更高的目标”。
“其实不是的。”郑璇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她的父母在她上学的时候给她加油打气，她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学习。尽管过程非常艰难，她最终也还是成为了特殊教育领域的研究者。“他们只是听力受损，其实头脑聪明，双眼明亮，是可以和普通孩子一样出色的，教育就是要起到这个作用，我们的研究其实也就是要探索那些制约他们变得出色的因素。”
长欣所在的特殊教育学校会在初中后对学生进行相应考核，也会征求学生本人的意愿，他们中，有一批会去职高，也有一些选择考大学。后者不必和普通学生竞争，高校会专门设置针对听障学生的考试体系，在这个竞争体系内获胜的人，就可以进入大学。
与普高平行的职高里面，涉及的课程有烹饪、调酒、面点等各种技能，学生如果找工作，学校也会帮忙介绍。能力再弱一点的学生，最终会去酒店这样的地方上班，做一些难度相对小一些的工作。在老师们的眼里，“出色”二字并非指做难度高、竞争激烈的工作，也不是指实现了什么伟大的成就，而是指学生找到了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人各有志，能力也有所差异，走的路不同，不能说哪个工作就比哪个工作好。即使是普通学生，毕业以后还是要面临找工作的压力的，其实一样。”一位老师这样说道。她认为，在正视听障群体的不一样的同时，不必放大他们在求职时遇到的竞争，也不需要为他们感到可惜，如果这样做，反而是把他们与“普通人”分割开来看了。
“其实很多志愿服务、捐款捐物活动也在无形中是一种隔阂。”郑璇很不喜欢这种“帮助听障人士回归社会”的说法，“听障学生本来就生活在普通人群中间，是主流社会的一分子，不应该被单独拿出来。他们希望融合，希望被平等对待。”
多多做志愿的时候觉得这个学校里的学生和她想的有些不同。她小时候也接触过一些聋哑人，当时的经历使她下意识觉得听障群体可能比较内向，不爱和人交流。但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她带孩子们上课的时候有时会忘了他们存在听力障碍。很多孩子已经佩戴了助听器，也有孩子会读一点唇语，他们也可以选择文字交流，总能找到适合的方法。而小孩子们的性格各不相同，并不因为听力而展现出某些格外一致的特性。上课的时候，小姑娘往往乖乖地画画、折纸，而有的小男孩就会调皮，前后左右都要掺一脚，往这个同学纸上画一下，又往那个同学纸上画一下，多多回忆当时的画面，就是普通的小朋友在上普通的兴趣课。
“我不愿意让小孩觉得他跟其他人不一样，所以做志愿的时候，我一直在提醒自己。”这个不一样，不仅仅是指和普通学生不一样，也指和其他同样有听力障碍的小孩不一样。图图做志愿者时遇到过一个小孩，刚刚进入学校学习没多久，很抗拒兴趣课程，容易扰乱秩序，志愿者们去教他学东西，学很多次也都学不会。图图并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解释“要安静一点和大家一样去学习”，小孩也不愿意跟志愿者们沟通。看着他在教室里闹，她有时会感到手足无措。后来，学校老师干脆把他带走，不让他来上课了。“我当时其实有点难过，我们准备好了一堂课，但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老师，导致我们没办法跟小孩很好地沟通，把课程完整地呈现给他，会不会让他觉得他和别的小朋友不一样？”
图图专门和心理学的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的担忧是一样的。她后来一直在想怎么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两个人专门坐在这个小孩子旁边守着他，不让他随便去抢其他同学的东西，和他一起做手工，一节课下来，他已经能跟上大部分小朋友的进度，慢慢地也不再对志愿者们怀有敌意，也开始对他们笑。之后的一节课上，这个小朋友做了一朵纸花，送给了图图。
在多多做志愿的那几次课上，她感受到了孩子们的开朗和积极：“他们是真的很认真在做事情……你有时候能从他们身上发现惊喜。”
她的朋友圈里保留了一个惊喜瞬间。那是11月份，北京天气已经变冷，“那天尤其冷，我记得很清楚。”那天的课程是折纸手工。多多看到这个小男孩的制作，问他想做什么东西，那个孩子很快比划了一下，撕下来一张小纸片做成手套的形状放在手上，多多就在他旁边，和他一起做纸手套。
要送给谁呢？叠完了以后，多多问。男孩就说，要送给奶奶。多多那时马上想起刚才做手工的时候碰到男孩的手指，他的手指很凉。于是她进一步追问，那你自己不冷吗？男孩说，奶奶年纪大了，她可能比自己更需要一副手套。课程结束，多多正在帮社团志愿者收拾废纸，却被这个男孩拉着手带到了相机镜头前一起合影留念。在她朋友圈的照片里，两个人靠在一起坐着，都比着“耶”的手势，看着镜头笑。
“这个小孩真的，我觉得特别好。”
那天，她给这张照片配了很长一段文字，有一段写道：“每次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能感觉到自己被用心而专注地对待着，从遇见一个孩子，到喜欢上他，可能就是一个下午的时间。”
作者：泡桐
排版：齐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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