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莱特尔(RichardLytle)
一、我与聋人结缘在45年前年，我从未在学校学习过关于聋人的知识。记得第一次见聋人是在一位医生的办公室。毫无征兆地，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用手语交流起来。看上去很有智慧。
大约一年后，我在加利福尼亚度假，一个朋友鼓励我到华盛顿去当老师。在美国的嬉皮士年代，我整天只顾着冲浪或者参加反越战抗议。可是朋友对我说，你已经24岁了，应该找一份真正的工作。
于是，我向一所学校递交了申请。
校长是一个聋人。面试之前，我剪掉了长发，又试图学了一点手语。校长看着我用僵硬的手语表达自己，过了一会儿，他忍不住表示：“噢，不不不，停下来。”他叫来了手语翻译。手语翻译是位女士，她的女儿有听力障碍，后来成了我的第一个学生，现在是奥巴马办公室的接待秘书，在奥巴马的隔壁办公。
面试之后，不出意料校长拒绝了我：“你什么都不知道，回去冲你的浪吧！”我倒是挺喜欢这个主意的，但是我并不想放弃，就追问，如果我在华盛顿找另一份工作，同时学习一些关于聋人的知识呢？校长答应了，并向我推荐了5本书。他认为重要的是我需要了解这些孩子，所有的书都是关于儿童教育的，没有一本是关于聋人的，因为他不想让我把重点放在聋人不能做什么上。两个月后，他打电话给我，说我可以得到这份工作。
于是，聋人成了我的第一个老板。在学校里，除了学生，还有一些老师也是聋人。我们除了上课，也有户外活动。我交了很多聋人朋友，其中也包括我的妻子，她是一位聋人博士。幸运的是，我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当我遇到聋人时感到十分正常，他们是和我一起喝啤酒、一起约会的人。
当我在聋人学校教书时，学生们会说：“天哪，我们要教这个可怜的男人手语！”但是面对聋人老师，学生们会想，他是一个老师——聋人可以成为一位老师，他可以成为我的榜样。
如果这个聋人老师同我一样聪明，跟我一样了解教学内容，他就拥有我所没有的东西。也许我可以教得更好，更聪明，但是我永远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和聋人学生们分享相似的感受。
二、和北京聋校校长的晚餐年，我正好50岁，在从事聋人事业27年后，我第一次带着聋人来到中国。同行的有13位聋人老师，第一站从北京开始。一天晚上，我们和三位北京聋校的校长共进晚餐。我很自豪，因为我带来了聋人老师，在这里目前还看不到，也许他们有教艺术的聋人老师，但是没有教文化课的聋人老师。在场的一位校长对我说，“Lytle博士，太棒了，你有13位聋人老师！”当时我觉得自己都高大了起来，但他接下去说，“这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
我一下子泄了气。为什么不？我不能理解。他说，“你看，在场的聋人老师里面，有来自加拿大的、尼日利亚、美国、英国的……但是没有来自中国的，中国的聋人没法做到这点，中国的聋人不一样。”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对中国一无所知。可我也意识到，他在通过听人（听力正常人）的眼光看中国聋人。
情况在第二年有了改变。我们又带了一组人员过去，同上次一样，在北京和那些聋校的校长们一起吃饭。这一次我们的团队里大概有33人，至少有10位是来自加劳德特大学的中国聋人。
那位校长开始改口问：“这是怎么做到的？”
对我来讲，这是我来中国最重要的经历之一。如果给这些校长一个机会，看到中国的聋人学生可以做什么，他的问题就会从“不可能”到“如何去做”。通常，如果我们问为什么这么去做，说明我们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但是当一个人问我怎么做时，那么至少我们可能有着相同的价值取向，可以协作。
三、一个尝试改变聋人的中国男人在我和中国的故事中，有一个人很重要，他改变了我在中国的经历。本世纪初的一天，在北京的一家宾馆，我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往宾馆的大厅走去。一个坐在大厅里的男人忽然跳起来，抓住了我。当时我身边还有一个手语翻译，通过他我知道这个男人对我说：“你是理查德·莱特尔？你要帮我建一所聋人学校！”
他可能是从网上或者其他地方得知了我的故事。听说了我的行程后，他乘火车赶来，从九江到北京，坐了24个小时的火车，然后在大厅等了我一整天。可是我忙了一天太累了，只好跟他说，“我很忙，很高兴认识你……”我尝试着拒绝，但是他不会放我走的，除非我答应帮助他。
第二天，我带他去了一个中国的慈善基金会，后来我们就开始在一起工作，与政府接触，从政府那儿得到建校的支持。
这个男人叫何盛华。
出生在中国“文革”时期的何盛华从没有上过学。年代，他在一家纺织工厂工作。在国企下岗的浪潮中，许多这样的纺织厂关门了，人们都失业了。听人可能比较快就找到了工作，但是像何盛华这样的聋人们没有。
何盛华发现在江西省九江市有一所聋校，但大部分聋孩子都在农村，离城镇的学校很远。他们被关在家里，父母不知道该如何教育他们，又为孩子的残疾感到自卑。何盛华打算拿出他和妻子的所有积蓄，为这些农村地区的聋人孩子办一所学校。
他是一个没有接受过任何正式教育的人，却在聋人教育这一块拿到了“博士学位”。何盛华的北京白癜风医院那家最好北京治白癜风哪家医院好
